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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道教财产相关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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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是否拥有稳定的宗教场所和固定的财产来源，直接关系宗教活动能否正常开展和信仰法脉能否长久延续。在封建社会，除了少数高等级的寺院宫观能够获得大量捐赠，大多数寺院僻处城乡的宗教场所只能从民间募集财富。捐赠和募捐具有偶然性，各大宗教只有通过稳定的生财、生利、生息之道，才能为开展宗教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清代云南宗教的财产来源主要是田租、房租收入，有些寺院也通过地方资源谋利，或者借助民间賨会经营取利。宗教财产的获取和使用，应具有公共性和透明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修建寺观庙宇募集的资金具有众筹性质，很多宗教活动如祈雨祷晴、慈善救济等也具有公共性质。因此，当出现宗教财产纠纷时，亦需通过官府干预或其他公共手段解决。我们以道教为例，分析清代云南宗教财产的获取路径、使用途径以及处理纠纷的方法，对于认识清代云南民间社会相关情况亦有所裨益。

一、清代云南道教财产的经营

清代云南道教财产的经营以田租、房租等传统社会宗教财产收入为主，同时会因地制宜，开发地方特色资源，依靠賨会，进行资本众筹。具体来看：

一是依靠田租、房租等收入，这是传统社会宗教财产的主要来源。民间社会修建宗教庙宇之时，都想方设法置买田产、地产和房产。乡村中多置买田产收取地租，城镇中多置买房产、商铺收取房租。例如，清朝乾隆年间，楚雄的白盐井秋季洪水冲毁关帝庙，有刘姓井主自行捐资在南关楼上重修，但一直缺少关圣诞辰的香火之资。后来，贵州某人做井主，与当地士民商议在关帝庙旁空地上建起三间平房，中间作为盘盐公所，其余两间租给居民，收入的租金交给关帝庙供奉早晚香火，在关帝圣诞作为建善之资。*(清)张志超：《南关楼武帝香火碑记》，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0-881页。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白盐井士绅甘岳罢官乡居，想起从前许愿要捐资供奉文昌殿香火，于是捐给文昌宫和圣母祠各五十两银子，集中放到盐局生息。后来盐局撤销，甘岳又将银子拿出，用五十两典当田租五石，交给文昌宫；用四十两典得一座楼房，用十两放贷，房租和利息交给圣母祠，以供农历六月初六日做会和购置家具之用。*(清)甘岳：《捐金赎铺永续香火碑》，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8页。清嘉庆三年(1789年)树立的《斗姥阁功德碑记》记述了从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保山城中善士购买铺面、田地作为南北斗会、三官会费用的情况，其中铺面购置价格普遍在一百两以上。明朝成化十二年(1476年)，泸西县设治，江右客商来此贸易经商，一些老而无子或不愿返乡的人死后葬在泸西。后来，善男信女设立中元会，在中元节为客死他乡的江右人烧纸寄哀。人们集资六十五两银子，购买铺面一间，每年积子母利，作为中元节冥钱的用度。因为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中元会延续了很久。[注](清)广福：《中元会记》，萧霁虹主编：《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页。人们多在肇建宫观寺庙之时置办田产地产，但有时也因特殊情况捐赠田产。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兰坪县营盘镇武陵邑村孤儿和某被陈姓子弟失手打死。为忏悔罪过，陈某将一块水田捐献本村魁星阁，“以为此地寺庙香烟之资，修行作后世来生之道。”[注](清)和有福等：《兰坪魁星阁功德碑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编纂委员会：《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在官方许可下，宫观道士可开垦荒田。例如，清光绪年间，宜良县令高士朗看到城隍庙中的神像为竹子编造，破旧不堪，无法使百姓观像生畏，因此捐资刻木为像，并延请僧人住持；同时查出无主荒田九亩，使佃农耕种，收取田租供奉香火。

二是因地制宜，开发地方特色资源。山区主要是培植树木，卖树为钱；盐井主要是分给盐卤股份，按股生息；矿区主要利用矿产资源，换取香火资金。元江县大哨原是屯军之所，此地关帝庙因所处偏僻，人烟稀少，功德不继。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大家商议在庙后一座山上植树造林，等成材之后卖钱用于香火功德。当时，大哨的公馆早已坍塌，过往官员都借宿关帝庙，地方政府出具告示：“汉夷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所禁树木，若非修理庙宇及公馆塘房等项，不得擅自砍伐。”[注](清)广裕：《元江直隶州告示》，《元江县志》编篡委员会：《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94页。洱源县九气台村出产天然硫磺，其收入一部分归入玄帝阁作为岁修之用。[注](清)张汉鼎等：《九气台磺历碑》，段金录等主编：《大理历代名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官府因势利导，发给矿厂执照。有些宗教组织利用水利之便，经营磨坊，同时也负责地方水源分配、田地灌溉事宜。弥渡县红岩乡古城村谷女寺，相传始建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供奉三世佛祖、白衣观音、龙王等。谷女寺所在山崖下流出的清泉，灌溉良田千倾，庙内置有田产、山林、磨坊和水利设施，仅磨坊一项，每昼夜就能获钱一万五千文。大家每年推举一人轮流管理谷女寺的财产收入，用于日常香火和会期活动，有所盈余则修补寺庙。到光绪年间社会动荡，谷女寺逐渐毁坏，经管者侵吞余款，不断有人盗砍培植水源的树木，灌溉用水也分放不均。大家担心一旦庙宇倒塌，香火、寺产没有着落，水源堵塞，会引起地方社会秩序混乱。于是集资重新修复谷女寺，并制定明确的财物制度，经管者必须在第二年交卸，当众核实清算，避免私吞的积弊。人们并将上述情况报告官府，要求官府颁布管理规范，使有关人员遵守。“恳恩作主，给示勒石，永远遵照碑文，庙宇常新，香火有着，水利均平，田谷丰登，地方幸甚。”[注](清)佚名：《重修谷女寺碑文》，张树芳等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