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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杨慎与云南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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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族别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学最丰富的地区。至明代中后期，云南、贵州等地区涌现出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文人，他们与包括汉族文人在内的各民族文人广泛交游往来，积极从事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明嘉靖三年杨慎遭贬至滇以后，云南各族士绅文人竞相追随，围绕着他而展开了各种各样的交游活动，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杨慎为中心，以杨门六学士(1)杨门六学士，也称杨门六子、杨门七子，此说源自杨慎《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的自注：“吴高河懋尝以杨弘山士云、王纯庵廷表、胡在轩廷禄、张半谷含、李中溪元阳、唐池南锜为杨门六学士，以拟苏门秦、黄、晁、张、廖略云。余曰：‘得非于子而七乎？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余固不敢当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7页。明人王士祯亦云：“‘七子文藻皆在滇南，一时盛事 ’是也。”这一提法流传至今。见王士祯：《王士祯全集》第5册第25卷,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4183页。为主体，以其他追随者为外围的多民族文人群体。多种交游活动的开展加强了云南各族文人的交流与联系，对明清云南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学界主要立足于杨慎与木公、李元阳交游情况的个案研究(2)分别见白建忠：《论杨慎等人对木公诗歌的评点》，《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刘辉亮：《杨慎与李元阳交游考》，《文艺评论》2015年第12期；蒋乾、白建忠：《杨慎在滇交游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和杨慎与杨门诸子关系研究(3)姜晓霞：《杨慎与杨门诸子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而对这个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现象的关注与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鉴于此，本文以明中期云南多民族文人的交游活动为切入点，以此透视多民族文人的交游互动活动与创作实绩在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一、多民族文人交游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自古以来，我国的文人就比较喜欢以文会友、交游聚会。他们常常与志趣相投者结伴游历名山大川，此过程中也常常伴随着赋诗作文、题诗作画、铭刻品文等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文人们既能够游山玩水，释放性灵，也可以广纳友人，扩大社交圈子，还可以同行相携，切磋学问，这是文人普遍喜好交游聚会的主要动机与原因。明中期云南各族文人交游活动亦是如此。因云南边陲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文人雅士似乎更喜欢漫游人生，他们的交游活动从内容到形式自有着不同于他处的独特性。

1.明中期云南各族文人的交游活动是围绕杨慎而展开的，参加活动的人员数量众多且具有多民族性特征。明嘉靖三年，杨慎因 “大礼议”事件被贬至云南永昌卫，此后谪居滇地37年。因杨慎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巨大社会影响力，一大批云南文人雅士竞相仰慕追随，自发汇聚在他的身边，云南地区因此形成了一个以杨慎为中心的多民族文人群体。其中，主要成员有汉族文人张含、王廷表、贾惟孝、胡廷禄等,白族文人李元阳、杨士云、董难、李东儒、金磊等,纳西族文人木公、木高和木东等,蒙古族文人章鹏, 彝族文人左明理、左祯等。据王乾《杨慎在滇交游考》一文考证，从嘉靖三年到嘉靖三十七年，杨慎在云南的交游活动多达28次(4)蒋乾、白建忠：《杨慎在滇交游考》，《广播电视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活动地点主要以杨慎的永昌状元楼和昆明高峣碧鸡精舍为中心而衍射到大理、蒙化、晋宁、建水、丽江、开远等经济文化中心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2.这个多民族文人群体的交游活动具有集游览山水、文学创作、修学研讨、科学考察于一体的文艺性特征。如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二年之间，杨慎与白族诗人李元阳、杨士云和董难等人的苍洱之游和石宝山之游，以及杨慎与汉族诗人张含的古哀牢之游等。其中苍洱之游尤为典型，从杨慎《游点苍山记》中可见一斑：“嘉靖庚寅，约同中溪李公为点苍之游。二月辛酉，自龙关窥天生桥，夜宿海珠寺，候龙关晓月。两山千仞，中虚一峡，如排闼然。落月中悬，其时天在地底。中溪与予各赋一诗。……癸巳，北渡两涧，乃至无为寺，有汝南碑，声如玉馨，清越可听。因以木击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诗。……丁酉，宿遗爱寺，中溪谓予曰‘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东泛洱水，卧数溪峰，庶尽点苍之变尔。”[1]1126这些是他们苍洱之游中进行科学考察的一个个小插曲。游览了点苍山景观后，李元阳与杨慎等人夜宿感通寺的班山楼，杨慎听到寺僧们诵读《六书》的音调与韵声多有谬误与错漏，于是就校注《六书》音韵并汇编成《转注古音略》一册，这是比较典型的学术探讨型交游活动。再如汉族诗人张含与杨慎等人在永昌的乡土文化考察游。在此过程中，张含创作了《龙编乱》《宝石谣》，杨慎创作了《龙编行答禺山》《宝井谣》等唱和之作。这些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永昌府百姓的生活状况，得益于他们的实地考察。稍后杨慎与张含又一同探访哀牢故地，一同探寻九隆遗踪，共同编纂了《滇载记》，这些作品皆为惠泽后学的经典。从这些成果来看，多民族文人一同游览大自然的奇美景致，一起实地考察并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诗文作品，真正做到了将游览山水与学术考察活动相结合，因而呈现出较鲜明的文艺性特征。